1937年，“七七卢沟桥”事变爆发，日本全面侵入中国，中国的纸业重镇大都沦陷了。
这个时候，竹浆纸站了出来。这是全民抗战中的一部分，是川渝两地的荣耀时刻。他们生产的手工纸除了书画纸外，大量用作新闻、出版用纸。蒋介石对此事表现出了未雨绸缪的预见性，于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颁发训令：“据纸业公会黄永海等呈，以土纸破产，恳请迅予救济，以维农副等情……查所称各节，尚属实情，自应予以救济，免致十万农民生计所失。”
1937年10月，国民党政府就把首都迁到了重庆，四川成了抗日的大后方，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当地200多家报刊、通讯社，38所高校，还有多家出版机构，都需要大量而稳定的纸张供应。
1940年5月迁入四川的印刷企业有12家：京华印刷所、时事新报馆、楚璋印刷所、上海印刷厂、文华印刷所、华丰铸学所、申江印务局、生活书店、汉光印书馆、时代日报社、振明印务局、丽华制版所。（数据来源：《抗战时期的四川——档案史料汇编》）迁入四川的造纸企业则只有3家：谌家矶造纸厂、中元造纸厂，龙章造纸厂。印刷厂和造纸厂在数量上，前者饱和，后者严重不足。当时机器造纸业落后，纸张作为当时唯一的文字载体，“文化抗战”连开腔的资格都没有。
这个时候，有人提议用手工竹浆纸。四川的竹浆纸有着辉煌的历史，早在唐代，便有关于竹浆纸的纪录。明清时期，四川竹浆纸迎来兴盛之期，占到了全国1/3的产量，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化教育、经济贸易、生产生活等诸多领域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竹浆纸纸被钦定为“供纸”，进入皇宫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，竹浆纸被作为朝廷科举试卷的专门用纸，每年上贡十多万张。
作为书法国画的用纸，竹浆纸很够格了。但是要适应油墨印刷，竹浆纸还需要经过调整。经过造纸家们多次试验，能够作为报纸印刷的竹浆纸诞生了。纸张生产出来了，还需要人工背出去。造纸艰难，运出去更艰难。一刀纸在6斤左右，运纸的工人需要背上20刀也就是120斤，徒步走到山外，约120公里的山路。
竹浆纸，最有名，手工作得这样精。工人工资并不多，但是个个能养生。大女孩，十七八，两捆纸，背上压，弯腰向前走，脸面似桃花。汗珠粒粒似黄豆，不断连连滴地下。抬头长叹一口气，日寇不打倒，永生是牛马。
——冯玉祥
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的这首诗写于1943年，他用诗歌塑造了背着纸捆前行的年轻女孩的形象。
我们再回头来看看竹浆纸在抗战期间的发展。当时四川全省纸张年产量为1.5万吨至1.8万吨，竹浆纸产量最高时就达到1万吨，其中，文化、新闻、报刊用纸占总产量的85%。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能够持续“开腔”，很大一部分是靠着手工竹浆纸实现的。
在那个时期，《中央日报》《新民报》《新华日报》《天府新闻》《工商导报》《大公报》等主要报纸全部或部分使用竹浆纸。《大公报》在重庆创刊，创刊号就是用竹浆纸，后来日销售量10万份，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，《大公报》的这份光荣因为有了竹浆纸的加入而增添了色彩。（资料来源：《中华文史资料文库》第16卷孔昭恺回忆录《旧〈大公报〉坐科记》）
抗战时期的教材，也多为“未经漂白的竹浆纸”（《成都报刊史料专辑》）。前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韩邦彦深有感触地回忆道：“幼时学书法用的都是夹江纸，抗战时期读书的课本用的都是竹浆纸，今天终于能参观手工造纸生产流程，这项工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，我们要把传统手工造纸这张牌打响，一定要发扬光大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。”
在那个时期，《中央日报》《新民报》《新华日报》《天府新闻》《工商导报》《大公报》等主要报纸全部或部分使用竹浆纸。《大公报》在重庆创刊，创刊号就是用竹浆纸，后来日销售量10万份，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，《大公报》的这份光荣因为有了竹浆纸的加入而增添了色彩。（资料来源：《中华文史资料文库》第16卷孔昭恺回忆录《旧〈大公报〉坐科记》）
抗战时期的教材，也多为“未经漂白的竹浆纸”（《成都报刊史料专辑》）。前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韩邦彦深有感触地回忆道：“幼时学书法用的都是夹江纸，抗战时期读书的课本用的都是竹浆纸，今天终于能参观手工造纸生产流程，这项工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，我们要把传统手工造纸这张牌打响，一定要发扬光大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。”
这是抗战时期竹浆纸的经历，它为中华民族的抵抗侵略发出了自己最大的吼声！竹浆纸这一段不扛枪的抗战史，并不亚于先烈们在前线与侵略者短兵相接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竹浆纸开的“腔”，其分量并不比战士们开的“枪”要轻。
